奏响教育新强音******

　　奏响教育新强音

　　——写在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林焕新

　　科学谋划，善作善成。

　　每年年初，教育部都会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全年教育事业发展制定工作要点。

　　在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回望过去一年，全国教育系统坚持以迎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作为全年工作主线，紧紧围绕2022年会议“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抓住重大机遇，开创教育新局面”的部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坚持党的领导，培根铸魂育新人

　　在谋划部署2022年教育工作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宗明义，明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育人，着力以风清气正的环境育人，加快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这一年，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在全国高校全面单独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用好大中小学读本，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格局逐步形成，青青校园焕发新活力，莘莘学子展现新气象。

　　天津设立16个区与高校共建的思政课协同创新基地，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内容和目标有效衔接、循序渐进。组织全市1400所中小学与高校签约共建，每所中小学都与一所大学签订一体化建设协议，联合开展课程开发、集体备课、教改研究等。

　　湖南省永州市积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建立由湖南科技学院牵头，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永州市第一中学、冷水滩区银象小学等大中小学校加盟的永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不定期组织全市大中小学线上线下开展师资培训、听课评课、教研交流和集体备课。

　　这一年，教育系统党建更加有力，在党的坚强引领下，积极做好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各项工作，教育事业发展的底气更强，攻坚克难的决心更加坚定，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的磅礴力量进一步汇聚。

　　202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成为学校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在“双减”攻坚战中，山西省和顺县中小学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各学校党组织书记担任第一责任人，537名教师党员全员参与，以党建推动“双减”工作，重塑教育生态。

　　贵州大学在党员中实行“一栋楼一个总支，一层楼一个支部”，在研究生宿舍区建立“宿舍党支部”，提高党组织覆盖面，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子向党组织靠拢，研究生党员在关键时刻带头学习、带头行动、带头实践。

　　这一年，各地全面践行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广大学子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小学生走进法院接受法治教育，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蒙古族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全情投入情景剧《国家的孩子》的表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渐渐走入他们的心中。中小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德育活动，教育和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022年秋季开学，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劳动课走进全国中小学，与语文、数学课一样，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山东，一片试验田里，学生们辛勤劳动，研究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在广西，一批手艺人、老匠人带领学生亲历传统技能的劳动……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开展劳动教育，引导学生学习劳动技能，理解劳动创造价值，培养劳动意识和主动服务社会的情怀。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系统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谱写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华美乐章。

　　促公平提质量，办人民满意教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2022年，教育事业紧紧围绕“公平”与“质量”两大重点任务谋发展，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人民期待的美好生活图景愈发清晰。

　　教育系统积极响应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盼——

　　“一天一个样，建设速度之快令人欣喜，就等着9月1日送孩子去报名！”2022年6月30日，望着正在建设的湖北省黄冈市春晓幼儿园，市民孙女士满心喜悦。

　　这样的喜悦，也发生在更多教育新政的推进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更加便捷，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机会不断增多，县中振兴为区域发展注入生机，课后“三点半”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校外培训治理取得明显进展……

　　2022年2月，教育部召开“十四五”国家基础教育重大项目计划实施部署工作会议，要求推动基础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大力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大力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大力促进县域高中整体提升、大力促进特殊教育拓展融合。12月，第二批“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名单公布，“先行军”将踏出一条条“上好学”的新路。

　　教育系统用实际行动回应国家社会发展迫切需求——

　　“日子就像这红彤彤的樱桃一样甜。”在陕西省合阳县方寨村，村民雷凯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蔡宇良指导下，首次种植12亩樱桃，当年就挣了13万元。

　　2022年2月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强调，要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首批18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联合发布《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宣言》，明确健全中国特色的卓越工程师能力标准，着力解决关键领域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工程教育与工程能力培养脱节等突出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会，目标直指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生教育自身实际，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结构……

　　“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直抵人心。

　　教育系统完善体系建设，为“人人出彩”提供更多保障——

　　2017年，19岁的张秀全带着掌握一门技能养活自己的朴素梦想，进入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2022年，他拿到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云计算”赛项优胜奖、“安徽省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证书，还拿到百万元级营业额，真实感受到命运被职业教育改写的幸福。

　　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职业教育就是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多个省份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成为中高职毕业生深造的重要途径；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开辟国际舞台，助力产教融合再上台阶……

　　“人民满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2022年，教育系统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推动实现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筑牢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改革创新，激发教育发展动力活力

　　按照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这一年，教育改革蹄疾步稳，不断推进内涵发展。

　　教育数字化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制高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将“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列为重点任务。

　　一年来，围绕教育数字化转型重大任务，教育部擘画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顶层设计蓝图，提出“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的行动纲领，以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抓手，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

　　尤为令人振奋的是，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各类地方平台的带动下，2022年以来，各地教师借助智慧教育平台重构课堂教学、拓展特色课程的案例屡见不鲜，以区域为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应用的实践遍地开花。

　　强教必先强师。2022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聚焦强师计划，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迅速落地、“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力度加大、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文件印发……一系列“强师”举措，吹响了加快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号角，也对新时代“何以强师”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标志着以立法方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为推动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转变提供了法律保障。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有序有效推进，越来越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

　　这一年，中国高校有了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施工图”。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在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新模式，突出了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重点方向。许多高校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路，努力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推动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并且单独列章阐述，首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指出：“我们要深刻理解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切实看到教育、科技、人才地位作用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把握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支撑和基础工程的特殊意义、特殊价值。”

　　2023年，全国教育系统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教育新的贡献。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