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学习实习两不误 “线上留学”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疫情时期跨国留学 有人边学习边实习 有人重归国内校园 “线上留学” 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随着各国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受疫情影响的留学生群体,终于回归了正常生活。 他们有人正忙着办理新的签证,为的是去陌生校园参加毕业典礼;也有人已迅速回归“正轨”,完美融入线下学习;还有人正为过去的线上学习清理积弊,为未来的学业方向做好规划…… 回望过去三年,特殊的跨国求学过程中,这批留学生也有自己的独特收获。 三年“线上留学” 学习实习两不误 近来,Mia正忙着筹备申请新的澳洲签证,以赶赴悉尼大学参加毕业典礼。不久后,她将第一次踏入悉尼大学校园,在那里穿上硕士服,戴上硕士帽,告别自己的研究生生涯。 Mia本科就读于南澳大学电影学专业。2020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禁止持有学生签证的境外人员入境。彼时,正读大二的Mia在圣诞假期返回中国,开启了“线上留学”生活。 Mia的每一门课均需要同时参与两种形式的课程:一种是讲座类大课,另一种是20人左右的讨论课。“网课期间,讨论在线上平台进行,讲座类课程的教授则会将课程录制好上传系统,供学生自主观看。直至现在,即使大部分学校已经恢复了线下面授,一些教授仍会沿用当年的录播课程,供新一届选课的学生观看学习。”Mia说。 本科毕业后,Mia拿到了悉尼大学一年制的研究生offer。与从前本土学生居多的南澳大学相比,悉尼大学多数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为解决大量学生的网课问题,学校设置了24小时国际热线,对远程服务也进行了显著优化。 虽然有部分拍摄课因条件受限无法照常进行,Mia只得换成理论类课程,但其他实操课程,Mia可以在共享屏幕观看导师的演示。有操作困惑时,还可以请求导师远程操控自己的电脑,示范剪辑、特效等。所以Mia觉得“线上留学”进行得颇为顺利。 于是,当疫情形势有所变化时,Mia做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同学的选择:她没有返回澳洲,而是选择留在国内继续上网课,“一是考虑到租房等事宜会耗费额外的时间以及金钱成本,二是对于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实习经历更重要。” 而过去三年持续的“线上留学”,算是给Mia带来了绝佳的实习体验。 整个疫情期间,Mia一边完成澳洲的网课学业,一边在互联网大厂进行较长时间的实习。Mia负责的大多是海外运营工作,通过分析公司在国内业务上的成功经验,制定适配海外用户的方案,用英语输出给海外负责市场的同事。除了娴熟的英语,在海外两年半的跨文化经历也使Mia在处理实习工作时较易上手。 “我所在的岗位办公时间比较灵活,一般每周到岗3天至4天,有课时我会停下工作在工位上上课,下课后再继续完成实习老师布置的工作。” Mia说,如果课程时间较长,她就顺延自己的下班时间,或用午休时间赶工作进度。 学业和实习平衡,需要强大的时间管理能力。Mia每学期至少修读四门课,每门课都需要撰写大量论文。“论文的查重和评审十分严格,一旦写不好可能导致整门课挂掉,还要支付将近3万人民币的重修费,所以要特别认真完成。”Mia说。 悉尼时间比北京早两个小时,为避免因时差导致自己错过提交论文的deadline,Mia的手机锁屏上醒目显示着两个时间。由于工作中需要频繁联络身处印尼地区的同事,Mia的手机上也会另外标注雅加达(印尼当地)时间。在三个时区间切换,拥有“双重身份”的Mia忙得不亦乐乎。 三年的“线上留学”,Mia折叠了自己的时空,超额收获了专业知识和实习经验。在尝试了海外运营、本土电商运营等实习工作后,Mia确定了今后的就业方向:在海外运营领域深耕。“这三年一边学习一边实习,我看到自己的核心优势:一是作为留学生,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二是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海外市场拓展的可行性;三是结识了很多行业人脉,较易获得内推机会,有利于春招时顺利入职。” 为防“自闭” 到手机维修店兼职 英国全面放开后,再希恢复了正常的留学生活。由于之前线下课上的积极发言,这个申请季,再希拿到了教授的推荐信,她正在准备申请读研的学校,也开始期待下一段精彩的留学之旅。 从再希的住处步行到学校,大约需要15分钟。格拉斯哥地势起伏大,往常去学校上课,再希都要攀爬一座陡峭的山坡,赶到教室时总会气喘吁吁,这也加重了她“早八”上课的疲惫。网课期间,再希省去了大体力消耗,甚至都不必起床梳洗,躲在被窝里、捧着电脑就可以开始上网课了。 再希回忆,在网课阶段,教授会将lecture大课录播上传校内系统,供学生自行观看。再希一般会选择在下午时段开设的互动课,而在晚上时段听录播课。那段时间,她的生物钟完全处于昼夜颠倒状态。“下午醒来后参与一节持续一两个小时的讨论课,下课玩玩手机,晚上10点钟左右再开始观看教授上传的lecture,然后写写论文,学习到早晨六七点,再去睡觉。”再希说。 幸运的是,教授上传的录播课都有添加字幕,“我会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插件,将字幕翻译成中文,帮助自己理解教授讲述的内容。”此外,再希也可以随时暂停老师的课程,多次观看回放。再希调侃,线上听录播课,能听懂的内容是线下课的两倍,所以她希望录播课永远存在。 那段时间,唯一能让再希在早晨醒来的事情,就是补充生活物资。封控期间,再希无法前往超市买菜、购物,一切需要在手机上先预约,提前几天甚至几周,预定某一时间段由超市工作人员配送上门。而那也成了封控期再希与外界打交道的唯一机会。 网课期间,由于无法出门聚餐,再希的娱乐时间也基本靠手机打发。“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手机也有玩腻的一天。”来回滑动小小的屏幕,没有任何一个软件能刷出感兴趣的内容,这种生活让再希觉得有些“自闭”。 为了充实自己,再希决定前往伦敦实习。在通过投简历、面试等关卡后,再希坐上了火车,辗转6个小时来到了伦敦的住处,可公司却通知她,目前尚未恢复线下工作,线上完成实习即可。 为了缓解烦闷,机缘巧合下,再希在伦敦大学学院附近找到了一份手机维修店的兼职。因为时常有中国留学生光顾,开店的印度老板希望可以找中国留学生来“撑住店面”。再希主要负责前台中文客服兼新媒体运营,时常要在店里与顾客面对面沟通,帮顾客和老板扫清语言上的障碍。 在这里,再希重新感受到了线下生活的“立体感”,也度过了来英国以来最温暖的一段时光。印度老板会在再希生日时给她准备惊喜,还会把自家做的传统印度美食带到店里邀请她一同享用。下班聚餐后的深夜,老板会在伦敦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骑半个小时的摩托,把再希送回住处。 英国全面放开后,再希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心血来潮时,她会和男友一起自驾去格拉斯哥郊外看流星、去伦敦参加脱口秀比赛、去爱丁堡做朋友纪录片的主角……由于线下课堂上的积极发言,这个申请季,再希拿到了教授的推荐信,她正在准备申请读研的学校,也开始期待下一段精彩的留学之旅。 为和同学线下交流 决定交换回国内大学 李屹染目前正在美国一所公立大学读大三。而过去,她曾因为疫情选择过“曲线”留学,即交换回国内,以国外网课+国内线下学习的模式,完成学业。疫情下,这段特殊的“中美切换”留学经历,李屹染觉得很珍贵。 “大一开学,还没来得及经历校园生活,就直接上网课了。”那段经历,李屹染历历在目:因为网课不受时间地点束缚,起初的一个月,她住在海口,有电脑就能上课,这让她感觉很自由。“有一部分课程是录播,可以随时看,其余的是直播课,到点上就可以了。”李屹染习惯每次把录播课攒到要做作业前一起看,可以连续看好几节课。 渐渐地,“打开电脑是学校,关上电脑就是家。”李屹染有些抵触这种“真空”的学习环境。“大部分时间都是家里留学,又因为我们都是小班教学,没有太多的中国课友,一开始也不太会和美国同学社交,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匹孤狼在学习。” “小组作业,同学们大都不太情愿说话,也不愿意开摄像头,只有一个名字摆在线上会议屏幕上,一两个人张罗作业,其他人能闭麦就闭麦。”这样的情况让李屹染感到完全和外界“零交流”。“我和大学同学都是网友,很渴望和真实的他们进行线下交流。”于是当李屹染看到学校开始留学交换报名时,她果断报名,到北京的一所高校留学半学期。 美国学校当时给选择交换的学生两种选择:完全(中国)线下上课,或者美国网课+中国线下。她选择了后者——在国内大学完成两门课程,在线上完成其他课程。“我所就读的这所高校心理学很出色,我报名了社会心理学,还有一门是艺术类课程电影赏析。” 于是,李屹染开启了“中美切换”的留学模式:她和室友以留学生身份住在昌平校区的学校宿舍里,每天乘坐学校的班车到市区上课,晚上回到宿舍,8点打开电脑链接美国课堂。虽然在学费上有点“不划算”,但这次交换,给了她体验中美大学不同教学文化的机会。 国内校园给了李屹染期待已久的校园体验。这段交换经历,李屹染觉得很珍贵:“上高中时,摆在面前的是要么出国,要么高考。而这个特别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自己没有选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国内自建“留学空间” 度过“没有上午”的一年 回归正常的线下学习生活后,雨文在校园里偶然碰到了自己的政治学科教授,一番面对面地沟通后,雨文不但解决了积攒已久的困惑,还获得了宝贵的建议,调整了未来的专业方向。 随着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美国校园采取线上同步网课教学模式。尽管有少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了抵达校园选择辗转到第三国入境,但考虑到疫情的严重性,雨文还是“随大流”,决定在中国的家里“线上留学”,以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业。 2020年开学前,考虑到线上留学的昼夜颠倒会影响到家人的正常生活,于是她和几名同样需要“线上留学”的好友一起租了个房子。暑假末,她和朋友们一起忙活装修。9月一开学,四个人一起搬进了亲手打造的“留学空间”。 开学后,雨文开始在北京的晚间,上美国的早课。每晚8点开始上课,下课后并不能马上休息,她要继续写论文、交作业,和美国同学跨时区完成小组作业,在后半夜甚至是天亮去睡觉。睡到中午11点起床,是雨文第一学年的常态。“没有上午,下午除了准备晚上的课程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感觉每天都过得很短。”雨文一度感觉很煎熬,“很难保证有一个规律睡眠和固定的学习状态的话,也没法把生活规划得很好。” 大二这年,雨文终于回到了真实的校园:在校园里邂逅丰富的留学生活;和同学在图书馆里完成小组作业。她的主修课程之一是数学,“因为之前一年,很多数学课不提供线上直播,所以就没法选课。”回到校园,雨文才上了第一节线性代数课。 一天,雨文在校园里偶遇了政治学科的教授,聊到自己在一门课上的线上经历:这所学校的人文课程很多是为美国政治系统设计,政治学科设置更偏向于对未来在联邦政府工作的学生,作为国际学生,她对课程的设置、关注点和观点存在困惑。“老师非常耐心,他建议我考虑把研究重点换成亚洲问题研究。”雨文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这次偶遇的交谈让我调整了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氛围是线上很难实现的。” 与此同时,雨文认为线上留学网课也给她带来了经验的增长:一方面,隔着屏幕上课,压力会有点大,很难确定自己的真实水平,也不了解同学们都听懂了多少;另一方面,雨文也明白,网课帮助她相对顺利地拥有了课堂展示和演讲等必备技能,“尽管线上课程有大家注意力不聚焦的问题,但这也给发表意见提供条件。做展示时,我可以写好文字内容,网课让我有充足的时间背诵稿件,在线上会议上点击‘举手’,心理压力不会太大,促使我在大一上网课的这一年养成了在课堂上多做分享的习惯。”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实习生 王伊朵 孙显龙 供图/受访者 统筹/林艳 张彬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